日前，经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隐藏在一个6岁女童身边的性侵者刘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四年。这个性侵的线索是由当地一家医院的徐医生在接诊中发现的。据徐医生介绍，在发现女孩身体情况异常后，他第一时间留存了相关证据线索，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。最终，经过警方侦查，揪出了藏在孩子身边的性侵者刘某某。（5月6日北京日报客户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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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者仁心，爱憎分明。徐医生表示：“孩子身体异常来医院检查，我发现她很可能遭遇了侵害，既心疼又愤怒，绝对要把这个坏人揪出来。”徐医生的善举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良知本色，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。收到判决书后，承办检察官根据宿迁市检察院联合市民政局、财政局共11家单位出台的《关于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奖惩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向民政部门递交了强制报告奖励审批表，申请向徐医生发放奖金2000元。褒奖徐医生的善举，有利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热情与担当动力，具有“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”的作用，值得点赞。
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，在处理未成年人受侵害犯罪案件中，存在发现难、取证难、处理难的问题。给少年儿童织就一张安全网，需要各级司法机关积极履职，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还需调动全社会的各种力量，建立起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和司法相互衔接的联动保护机制。
为此，2020年5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同年10月，强制报告制度纳入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根据规定，强制报告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。今年全国两会上，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，过去五年，已通过强制报告追诉犯罪5358件，对不予报告的督促追责719人。比如，湖南某校校长包某某、副校长印某某接到家长反映该校老师猥亵儿童行为的线索举报后，未调查核实，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。最终包某某、印某某均因渎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，纪委监委启动追责问责，按规定免去了该县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的副局长职务。事实表明，强制报告已成为发现犯罪的一剂良方，阻断、预防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。
应当看到，一些地方仍存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。最高检的统计数显示，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，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达2854件；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超过1600件，推动追责299人。分析发现，法定义务报告人之所以不依法履行报告义务，主要是因为一些单位和个人法治意识不强，在知晓未成年人遭遇不法侵害后，或瞒报缓报，或选择“私下调解”，使得制度实效打了折扣。此外，还包括强制报告制度的社会知晓度有待提高，报告的刚性需要持续加强，等等，这些应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。
有了良法还需要善治。落实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，应当牢牢确立奖罚分明的导向，制订完善相关标准、工作办法，尤其是要健全倒查机制，坚持“逢案必倒查”，深挖彻查少数人不履行法定报告义务问题。既要有“军功章”，让像徐医生这样主动报告的人精神上受鼓舞、物质上获奖励，更要有“杀威棒”，让少数不履行法定报告义务的人受到惩处、追悔莫及。
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，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，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。各地不断健全奖惩机制，做到赏罚分明、有功必奖、有过必罚，持续推进强制报告制度建设行稳致远，凝心聚力织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网，必将对不法分子持续形成有效震慑，为“祖国花朵”营造更加健康、安全的成长环境。
杨维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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